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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欄目：行業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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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與出國留學一百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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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21/8/13 14:48:44 發布：IEE
來源：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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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绷暯娇倳浿赋觯骸斑@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20世紀最能影響世界命運的重要事件之一，是中華民族從篳路藍縷到蔚為大觀艱難崛起歷史進程中的巍峨豐碑，是充滿革命理想和獻身精神、用鋼鐵意志和斗爭勇氣譜寫的人類史詩；其百年間不斷迸發出的強大力量，跨越歷史、跨越時空、跨越民族，以巨大的震撼和深刻的影響推動著中國的覺醒與變革；無數優秀的中共黨員勠力同心、前赴后繼、向死而生，以其寬廣的胸懷和深邃的視野演繹著百年來的不懈奮斗史、理論探索史與自身建設史。
正是由于找到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的歷史命運才發生根本性改變。而作為建黨前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重要載體，留學人員群體對引進、傳播馬克思主義和籌建共產主義組織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對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具有深遠影響；留學人員群體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成長與壯大更是密切相關，進而作出的杰出貢獻熠熠生輝、歷久彌新、擷精取粹，對中共百年的發展歷程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發揮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理論基礎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以來，在其偉岸精神、英烈壯舉、崇高奉獻和果敢作為的引領之下，具有強烈現實關切、較高知識水準和領先創新意識的留學人員群體與其如影相隨并結伴而行，不但改變著中國人的教育觀念，促使教育向大眾化普及，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與合作，為中國科教文衛事業注入新的活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的政治走向，進而譜寫了一部可歌可泣的百年留學壯麗詩篇。
出國留學活動與華僑華人群體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十月革命前后馬克思主義通過日本、俄國和歐洲三個渠道傳入中國時，日本華僑廖仲愷以及旅俄華工、旅歐華工與海外廣大留學生都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傳播者。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百年間絡繹不絕的出國留學生，①有很多人最終蛻變為千百萬華僑華人中的一員。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影響力的不斷擴大，華僑華人的地位日益攀升，于百年間逐漸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經濟、政治力量，并不斷加深自身與祖國日益密切的合作，逐步形成為世界、尤其是亞太地區政治和經濟格局變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研究中國共產黨影響和領導下的出國留學百年史的同時，關聯性地研究華僑華人問題，同樣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大課題。出于這樣一個共同的學術性目標與國際化愿景，全面概述百年間轟轟烈烈的出國留學活動以及華僑華人中具有留學經歷背景的知識群體與中國共產黨的籌備、創建、發展與壯大之間那種命運相連和休戚與共的關系，令人震撼、發人深省、催人奮進。
一、留學生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經歷鴉片戰爭洗劫、遭受外來侵略并飽嘗民族恥辱的清朝末年，中國大亂；各種思潮激烈競爭，各種政黨頻繁立廢，各色人等先后嘗試了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各種制度模式，但均以失敗而告終。恰逢此時，科學社會主義于19世紀40年代由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于歐洲。時至19世紀中期，由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共同構建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在整個歐洲社會產生巨大影響，并開始在西方世界的范圍內得到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初入中國，是由來華傳教士首先選擇性翻譯出相關的內容，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再結合中國文化的語境將其表達出來。即于1899年時，西方基督教傳教士在《萬國公報》第121期和123期以及相繼翻譯、出版的《萬國史記》《富國策》等書籍中，極其簡單、零碎散亂、不成體系地首次在華介紹了馬克思及其有關資本論的簡況。
19世紀末，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學說由資產階級改良派在日本影響到中國留學生，進而于20世紀初經由在日留學生等路徑間接傳入中國時，同樣處于零散、自發、無序與不自覺的朦朧狀態；或帶有照搬與模仿日本的痕跡，或停留于“經濟學和哲學方面，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方面的內容還不多”，其中甚至包含著一些明顯的隨意曲解與主觀誤讀，因此影響力和傳播力十分有限，最終乏善可陳、難逃高開低走的結局；且由于舊時代以及較早留日知識分子自身的局限，主要徘徊于資產階級革新派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各自的狹隘圈子里。他們或一鱗半爪地介紹馬克思主義，或只言片語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言論，或是熱衷于傳播外國資產階級學者歪曲和批判馬克思學說的觀點；卻沒有也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與要義，這就導致十月革命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缺乏系統性、科學性和完整性。
二、留學生出身的早期共產黨人對宣傳馬克思主義功不可沒
受到辛亥革命、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愛國知識青年熱情高漲，紛紛留學國外追求新思想新學說新主義，尋找救國出路，以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于留日、留歐、留蘇俄②學生中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傳播出現新的熱潮。其中留學生出身的早期共產黨人對傳播馬克思主義尤為努力。
一是留日學生群體。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建群體的留日學人李大釗、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等人，均對馬克思主義經典學說在中國的傳播作出重要貢獻，為引導大批有志之士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興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
李大釗在北京創辦《晨鐘報》，參與編輯《新青年》，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并和陳獨秀創辦《每周評論》，進而先后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大量宣傳十月革命意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名演說與文章，傳播十月革命經驗、社會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思潮，并于1920年先后策劃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組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以及北京共產黨小組（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進而與陳獨秀醞釀組建“全國性”的共產黨組織。1924年6月上旬，李大釗率中共代表團赴蘇聯莫斯科，出席6月17日至7月8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會后因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留在莫斯科，同年12月初回國。在蘇聯期間，他參觀訪問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等地，應多方邀請作報告、發表談話和講演，撰寫有關訪蘇通訊或有關中國革命的政論文章等15篇重要文獻。其間于9月22日，俄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國家大劇院舉行數千人參加的“不許干涉中國”協會群眾大會；在主席臺上，中共代表李大釗身著立領正裝，胸前戴著徽章，其動情的神態、豪邁的動作和意氣風發的精彩演講不時被掌聲和歡呼聲打斷。
陳獨秀被毛澤東譽為“‘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雜志，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研究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相繼成立“（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上海共產黨）并任總書記，進行了大量建黨的思想準備和干部準備等籌備活動。在其創辦并與李大釗共同編輯的1920年9月至1926年7月間的《新青年》上，就先后刊登了200余篇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和介紹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
李漢俊與陳獨秀等多人共同發起組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并曾出任代理總書記，同時創辦《勞動界》周刊宣傳馬克思主義，并赴武漢幫助董必武和陳潭秋等人共同籌建武漢（湖北）共產主義小組，繼而與陳獨秀等組織籌劃了召開于自家兄長寓所（即中共一大會址）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李達翻譯了《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社會問題總覽》三本著作，并與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一道，對國內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展開論戰，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之一，同時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并曾接任代理總書記，還主編《共產黨》月刊，并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講授馬克思主義課程。
陳望道是《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的首譯者，早年從事新文化運動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活動，曾任《新青年》編輯，并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二是留法（歐）勤工儉學生群體。毛澤東雖未赴法（歐）勤工儉學,也并非最初的發起者，但卻對留法（歐）勤工儉學運動的發展起到極為重大的推動作用，作出巨大貢獻。毛澤東當時的主張認為，先要對國內情況和中國文化有一個大致了解，再去學習西方的經驗，進行比較研究、取長補短。但他并不反對出國留學，且主張把有志青年大規模地送到世界各國去學習。在百年前社會激烈變革過程中，毛澤東始終注重發揮中國歷史文化中含蘊的革命性，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有中國的民族特色與形式，適應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特點，代表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中共早期留學群體在后來的中國革命實踐中能夠接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進而形成了中國革命的共同信仰，統一了斗爭的方向與路徑，形成了自己的指導思想，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在毛澤東、蔡和森為骨干的湖南新民學會及社會主義青年團等各地進步團體共同推動和組織下，20世紀初的一二十年代陸續約有20批次1900余人赴法（歐）勤工儉學。在留法（歐）勤工儉學的革命先輩中，湘籍人數較多，其中的著名者有蔡和森、蔡暢、李立三、向警予、李維漢、李富春、何長工等人。1918年由毛澤東、蔡和森等湘籍優秀青年學生創立的湖南新民學會，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設立“留學部”并籌措資金，資助中國留學生赴法勤工儉學。被毛澤東譽為中國共產黨“唯一的一個女創始人”向警予，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和蔡暢等人積極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制定《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簡章》，成為湖南女界勤工儉學運動的首創者。在1919年3月16日由上海華法教育會舉行的送別會上，赴法人數最多的是湖南人，有43名；負責組織湖南留法勤工儉學活動的毛澤東也于14日即從北京趕到上海參加此次送行活動。據《毛澤東年譜》的記載，1919年至1920年期間，毛澤東曾多次到上海送別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籍青年。1920年7月，以蔡和森、向警予等湖南新民學會會員為主的留法學生在蒙達爾紀召開了著名的“蒙達尼會議”，提出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政黨的主張，并建議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同時還積極翻譯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傳回國內，為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與成長奠定了理論基礎，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三是赴蘇（俄）留學生群體。毛澤東于1920年春第二次來到北京時，閱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等書籍，他的宇宙觀、社會觀和人生觀發生了根本轉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從此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毛澤東于此時期內先后在長沙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建立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組建“俄羅斯研究會”、推動留俄勤工儉學運動——毛澤東的這些革命活動都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同時為建立共產黨進行各種準備。與此同時，毛澤東還積極組織赴俄勤工儉學運動并倡導開辟赴南洋留學的渠道；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的青年應廣為分散于世界各地，博采各國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在比較與鑒別中，尋找出更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所以毛澤東并不贊成留學生都涌到法國去，而是“應該散于世界各處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應該堆積一處。最好是一個人或幾個人去開辟一個方面。各方面的‘陣’都要打開，各方面都應有去打先鋒的人�！庇擅珴蓶|、何叔衡等于1920年9月發起組建革命團體“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于其《簡章》中明確規定要推動“赴俄實地考察，提倡留俄勤工儉學”，旨在研究蘇（俄）革命經驗，身臨其境研學馬列主義。20世紀20年代的十年時間，約有1400名中國留學生陸續赴蘇（俄）學習救國真理，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和莫斯科中山大學等校園內留下了研讀馬列主義的史跡；正是由于系統地接受到馬列主義的理論教育，進而撰寫了大量文章和譯作，為了使更多的中國人較深入地了解共產主義的指導思想，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如任弼時撰寫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什么》《蘇俄與青年》《蘇俄政治經濟狀況》《馬克思主義概略》《列寧主義的要義》等文章；羅亦農等人翻譯了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和其他理論著作；王一飛翻譯的《共產國際黨綱草案》，并與瞿秋白合譯《政治經濟學淺說》，這兩本書被列為當時中共黨員教育的基礎教材。
三、三大留學生群體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與鞏固
百多年前的舊中國，名目繁多的政黨林林總總多達300多個；孫中山先生于早年就曾設想效仿西方社會實行議會制民主和多黨制競爭，但多黨制經過實踐證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完全行不通；最終孫中山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幾千年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性質和歐美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的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歐美�！倍鳛橹袊伯a黨人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堅持遠大理想和現實目標相結合、歷史必然性和發展階段性相統一的統一論者，堅信人類社會必然走向共產主義；但實現這一崇高且長期的歷史性目標必然要經歷若干個艱苦卓絕的歷史階段，而且需要聚集各方面的優秀人才和有識之士。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中國“五四運動”的爆發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并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進程中的重要轉折點，在中國社會引發激烈震蕩，進而對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成長產生了重大且深遠的影響�！笆赂锩宦暸陧�，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薄珴蓶|的這段著名論述生動闡明了馬列主義在舊中國時代從早期傳播到立足漸穩的歷史性演變，進而認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關于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人類徹底解放的科學論斷與革命真理。
李大釗、陳獨秀等一批具有留學經歷的先進知識分子與毛澤東等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一道，從馬克思主義中找到批判舊世界的思想武器，看到帝國主義制度的腐朽性及其滅亡的必然性，懂得了社會新陳代謝的客觀規律不可抗拒。留學生群體不但分別從日本、蘇俄、歐洲三個不同渠道引進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于全國各地組建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術團體，籌建早期政黨萌芽狀態的共產主義小組，并且直接策劃組織了全國性共產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與此同時，俄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也開始考慮設一個“東方局”，主要任務是“與遠東各國的革命力量建立密切的聯系和幫助這些國家建立共產黨組織”；繼而派遣格列高里·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同志以俄共中央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的身份率一小組赴華，先后結識了李大釗、王翔千、王盡美、鄧恩銘、張太雷、戴季陶、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俞秀松、施存統、沈雁冰、周佛海、孫中山等人，并經李大釗介紹在上海與陳獨秀接觸進而得到積極響應。維經斯基向陳獨秀等人介紹了共產國際和俄共(布)的情況，并就中國革命問題交換了意見，進而取得的共識一致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條件已經成熟，任何只是學術性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活動都是不夠的，是時候應該組織一個政黨來領導中國的革命了。
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的高層領導核心成員主要由四個部分的人員組織構成：第一部分，是以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李漢俊、董必武、林伯渠、彭湃等人為代表的早期留日學生群體。第二部分，是瞿秋白、羅亦農、王一飛、劉少奇、任弼時等于1920年起陸續赴蘇俄工作或留學期間成長起來的共產革命骨干群體。第三部分，是以蔡和森、周恩來、趙世炎、李維漢、李富春、向警予等為代表的旅歐勤工儉學生群體。第四部分，是張國燾、鄧中夏、毛澤東、何叔衡、陳潭秋等沒有出國留學經歷的國內先進知識分子。③
中國共產黨以其新型政黨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以其鮮明的理想信念、價值取向、愿景追求以及先進的思想武器創造了別具生面的政治發展道路，給百孔千瘡的近代中國帶來峰回路轉的希望。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從1923年開始陸續批量派遣領導干部以及黨團員骨干赴蘇聯留學，其中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葉劍英、何叔衡，以及張聞天、葉挺、關向應、王稼祥、博古、王明、左權、烏蘭夫、師哲、楊尚昆、陳賡、伍修權、劉伯承、凱豐、葉劍英等中共高級領導人是這批留學群體的主要代表。與此同時，成立于1922年的中共旅歐支部也于1923—1926年期間先后安排數批留歐勤工儉學生轉赴蘇聯留學，其中有趙世炎、陳延年、王若飛、劉伯堅、李富春、蔡暢、朱德、鄧小平、聶榮臻等人，后來均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
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兩位留學人員回國后先后加入或轉入中國共產黨的典型事例：一是作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留蘇英才的毛澤東長子毛岸英，其“受苦受難于舊中國、赴蘇留學并參戰于蘇聯衛國戰爭、回國后務工務農于工廠和鄉村、年僅28歲即犧牲于抗美援朝戰場”的光輝一生，是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無數出國留學人員中的典范與楷模。當年毛澤東得知毛岸英犧牲的消息后，強忍喪子之痛地表示：“打仗總是要死人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已經獻出了那么多指戰員的生命，他們的犧牲是光榮的。岸英是一個普通戰士，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當成一件大事�！毖灾星�、感人至深，發人深省、催人奮進。二是中國民主革命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20世紀初在上海中西女塾（今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學）高中畢業后，于1907年14歲時即赴美國留學，并就讀于佐治亞州梅肯的衛斯理安女子學院文學系，獲學士學位后于1913年回國，進而為中國革命建立豐功偉績、頑強奮斗一生。1981年5月15日，88歲的宋慶齡于病危期間，當被問到是否還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想法時，她雖已無法說話卻連連點頭。當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作出接收宋慶齡為中共黨員的決議。15天后的5月29日，宋慶齡與世長辭。雖然只有15天的中國共產黨黨齡，但正如毛澤東早年對她贊譽的那樣，“在革命戰爭的時期，實際上你已經是我黨優秀的領導者之一”。雖是黨外人士，但中共早已將宋慶齡作為黨內同志對待。新中國成立后，宋慶齡長期擔任國家領導職務，雖在黨外，但黨內所有重要文件都會送其審閱。1957年10月，中共中央組成高規格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紀念活動，擔任代表團團長的毛澤東特意提名宋慶齡為副團長。宋慶齡在共產黨人心目中的地位無比重要。這位20世紀享譽世界的偉大女性，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也終于實現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加入中國共產黨。
四、留學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共中央領導層中的地位④
根據歷屆中共中央領導層中具有留學背景者人數所占的比例顯示，從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創建至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28年間，共有169人先后擔任過中共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復任者不重復統計)，有留學背景者為58人，占總數的34.3%，其中有19人曾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留學或勤工儉學。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創建之時，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當選為首屆中央委員，其中陳、李二人曾在日本留學，留學生在中央領導層中占三分之二。次年中共“二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增為8人，其中陳獨秀、李大釗、李漢俊曾留學日本，蔡和森、向警予曾留學法國，留學生比例仍達62.5%。1923年中共“三大”改選后的14名中央委員中，僅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李漢俊4名留學生，所占比例為28.6%。在1925年中共“四大”和1927年中共“五大”上，留學生中央委員的比例有所回升，分別為35.7%和43.5%。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留學生中央委員又降至29.7%。1945年中共“七大”選出的77名中央委員中，留學生人數為31人，所占比例為40.3%。以上可見，除1921-1922年高于40%，1923、1928-1930年低于30%之外，絕大多數界別的留學生中央委員比例都在30%到40%之間變動。
如果以黨的核心領導層、即中央局或政治局委員為背景，則留學生所占比例要高出許多。1949年前28年間共有49人先后擔任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政治局的委員或候補委員(復任者不重復統計)，其中有留學背景者為24人，占總數的49.0%。中共“一大”“二大”所選出的中央委員人數較少，自然成為全黨領導核心。1923年中共“三大”開始從中央委員中再選出若干人為中央局委員，作為最核心的領導集體，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譚平山、羅章龍5人當選，其中陳、蔡二人分別留日和留法，留學生占40%。中共“四大”時陳獨秀、蔡和森繼續當選中央局委員，無留學背景的毛澤東、譚平山、羅章龍則被張國燾、彭述之、瞿秋白取代，其中彭述之曾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留學生比例上升為60%。1927年中共“五大”始設中央政治局，委員人數增至11人，其中留學生6人，占54.5%。不久后召開的“八七”會議上，留學生在16名政治局委員中占據7席，比例為43.8%，較此前明顯降低。次年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員中的留學生比例略有回升，將近二分之一。若依據黨代會界別數據進行比較，1930年六屆三中全會上留學生政治局委員的比例降至最低點，為35.8%。此后則長期呈上升趨勢，并在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陜北后達到最高點，12名政治局委員中的9名有過留學經歷，比例高達75%。正是此背景之下于1938年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首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基礎上，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谷諔馉幤陂g中共核心領導層中的留學生比例雖然有所降低，但也基本保持在55%~70%之間。更詳盡的數據顯示，在建國前的多數年份里中共核心領導層中的留學生比例在50%以上。
五、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中國的留學事業屢創輝煌
近代以來，包括數十萬留學生在內的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堅忍不拔、不屈不撓，苦求苦索地探尋著現代化的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條件下，中國的現代化沒有實現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有機并正確地結合起來，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一個十分艱巨的革命歷史任務。正是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新中國，中國的現代化才得以展現出光輝燦爛的前景。毛澤東同志于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致開幕詞時強調：“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周恩來同志于1964年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在不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秉h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推進，在解決人民溫飽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兩個目標已提前實現的基礎上，黨中央根據我國發展的實際狀況，將黨的奮斗目標凝練為“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到建黨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皟蓚�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是中國現代化目標集中而鮮活的體現；未來30年，將是我們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個歷史宏愿的新發展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以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披荊斬棘、砥礪奮進，繪就了一幅幅波瀾壯闊、氣勢磅礴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的歷史性畫卷。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堅定不移貫徹新的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的發展，沉著有力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奮發有為地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砥礪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成就；我國的經濟運行實力、科技創新實力、教育教學實力、國家綜合實力躍上一個個更新更大更廣的世界性舞臺。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萬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萬億元，14兆美元的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30%左右；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在一些基礎和前沿領域取得一大批標志性成果，若干領域實現從“跟跑”到“并跑”“領跑”的躍升，如航天（可載人太空艙）、5G通訊和北斗衛星技術已超越美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教育教學體系、產品制造體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的偉大歷史性成就，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積蓄了強大勢能，為我國朝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奠定了堅實基礎。
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在面對來自國內外異常復雜、重重困難的巨大壓力之下，依然堅定實施了重點向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大量派遣留學人員的重大方略；時至20世紀60年代初期，又擬定了向多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適量派遣留學人員的重要決策；進而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中國的出國留學活動有序發展打下牢固的政策根基，同時也為中國留學事業的持久建設積累寶貴經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實行改革開放路線之后，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不斷完善和持續調整并延展推動了更大規模、更高站位、更寬視野地擴大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政策方針，為我國當代出國留學事業的繁榮發展輸入強勁動力，引領出國留學進程步入全面發展的新時代，進而使得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留學活動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
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七十二年來，我國的出國留學整體規模從小到大、從點到面、從弱到強，業已蛻變為全球最大的留學人員輸出群體；不懈拓展、循序漸進，累計高達1000余萬人次的各級各類中國留學人員的足跡踏至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靈活務實、個性彰顯，留學后回國人員的身影也已遍布國內幾乎所有地域和職業；為我所用、處變不驚，留學事業的上行節奏伴隨著國內形勢的不斷向好與國際形勢的險惡無常而高低起伏，逆勢前行。
在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下，七十二年來，在我國出國留學事業建設的結構框架內，多層次、多學科、多領域、多國別、多類型的留學人才培養模式齊頭并舉，已系統形成“國家財政公派出國留學、單位經費公派出國留學、個人籌資自費出國留學、境外獎學金資助出國留學、中小學生出國留學、留學完成學業后回國就業”等六項既各自獨立、自成體系，又互為關聯、相得益彰的運行體制和政策機制，并不斷將這種制度優勢轉化為充滿動能的社會效益。
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七十二年來，我國的出國留學事業已經進入全新的“繁榮發展期”，開拓空間和運行軌跡越發廣泛與精準，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各類風險管控、彼此相互借鑒、協力融合調整、科學兼收并蓄”的進取模式；同時持續強化構筑了以“各路有序并舉、綜合效益掘進、多維合作共建、整體安全保障”為基本導向的境外求學之路，進而使之成為“人類命運共同、多元文明共鑒、全球文化共賞、先進模式共享”的國際化研學載體。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有關“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發揮作用”的重要表述意義重大，為“當代中國留學理論體系”的整合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由“黨管留學人才”“留學人員黨建”“留學安全構建”“留學外交作為”“留學效益評價”建構而成并不斷完善的留學工作理論體系，是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出國留學實踐活動的概括和總結，并為推動中國留學事業的行穩致遠提供理論引領和學術支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黨組書記李克強于2017年4月5日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作出簡化留學回國人員學歷認證等手續的決議，并重點解決長期以來留學服務與回國保障工作中的“痛點、難點、熱點”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公派與單位公派留學政策持續改革、數百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獲批終止、自費留學中介資質取消審批、內地教育機構赴境外辦學取消審批、留學回國人員證明取消、疫情期間留學認證等服務保障強制升級、內地高�？勺们榻邮艹鰢魧W者轉學就讀、中外合作辦學可對出國留學生擇優考錄、涉嫌變相售賣海外學歷的文憑不被認證，等等一系列優化留學政策及簡化服務程序的保障性舉措連續出臺彰顯中共各級黨組織在留學事業建設中強力推動政府職能體系的轉變與優化，加快破除以往管理體制中不合理的規章和制度，不斷完善并強化內部管理結構的整治與清理，持續加大并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決心和勇氣。
六、結語
在中國共產黨誕生百年之際，我們無不清晰地看到：百年前一個極度落后、支離破碎、虛弱不堪的舊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如鳳凰一樣涅槃重生，并于通往世界巔峰的征程上成為全球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已經沒有任何國家可以不受懲罰地威脅中國；中國之治和西方之亂形成的鮮明對比，使得中國在全球率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同時，成為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最大經濟體，進而為疫情防控之下的世界復蘇帶來信心和希望；多個國際組織和機構做出預測，中國依然是經濟貢獻量最大的國家，其顯著強勁的“成長模式”將為全球振興作出重要貢獻，進而不斷調高中國經濟的增長預期；中國共產黨以其高度自覺的使命意識、百倍堅定的人民情懷、永不言敗的責任擔當、艱苦卓絕的實踐探索、無比輝煌的發展成就，充分表明自身不愧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
一個多元世界的時代正在開啟，多極勢力格局、多種制度安排、多維思想理念、多向文化傳承，正是其顯而易見的典型特征。當今世界正面臨著政治多極化和有限全球化的新趨勢、新考驗和新風險，使得地緣政治與大國關系面臨前所未有的種種變局，進而在凸顯留學安全發展戰略權重的同時大大削弱了中外教育交流的互利性潛能，放大了局限性，增添了不確定性；這對于戰略大環境持續動蕩的中國留學事業既是嚴峻的挑戰也是調整的機遇。
百年來的中國留學發展史無可置疑地表明，具有非凡品質與時俱進的中國共產黨是引領中國留學事業從以往輝煌邁向更大輝煌的旗幟，其內在能量不斷釋放的速度始終歷史性地超越著各種挑戰施壓的速度；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作為具有“更加公平、更高質量、更為均衡”的全球最大規模教育教學體系借以支撐的出國留學事業，必定能夠在重置期的世界格局中積極應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發展，進而在服務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贏得優勢、贏得主動、贏得未來。
注釋：
①本文所述“留學人員”“留學生”泛指廣義出國學習行為的實現者。
②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后成立蘇維埃俄國，簡稱蘇俄；1922年12月30日后改稱蘇聯。
③實際參加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的共有13名各地代表，平均年齡為28歲；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荷蘭人）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俄國人）列席了中共一大；對黨的創立作出重要貢獻的李大釗、陳獨秀因各在北京和廣州脫不開身，未能出席中共一大。
④關于歷屆中央委員之人數和名單，學界存有諸多不同說法，本文主要依據王健英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紅旗出版社1983年出版)。
（苗丹國，教育部國際司原調研員、西安思源學院留學生與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琳，中國教育電視臺項目主任；
陳可淼，教育部國際司原參贊；
魏祖鈺，中國留學服務中心研究室原主任；
楊曉京，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究員）
（責任編輯:李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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